譯者創作的艱辛,了不起的翻譯家!

發布時間:2020-06-11       瀏覽次數:1358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原標題:“嘔心瀝血的翻譯家

    疫情期間,收到了鄭魯南女士主編、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和一個世界》第1集,內容是70位翻譯家談翻譯國外名著的經驗和甘苦,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師長、同事和朋友,因此讀起來分外親切,感同身受。

    翻譯界老前輩嚴復有言,“譯事三難:信、達、雅”。信就是忠實地譯出原文的意思,需要精通中文和外文,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更不用說文字暢達和要有文采了,所以翻譯家們對譯作都要反復推敲、精益求精。楊絳先生的譯作《吉爾·布拉斯》,在大修大改后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56年出了第一版,即使如此,她還在1962年進行了修訂,數十年之后她還“恨不能再加修改”,可見譯文的修改永無止境。

    譯作看起來是一本書,其實在成書之前,譯者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尤其從前沒有電腦,手工抄寫和修改更是費力。羅新璋校讀15卷《傅雷譯文集》,就花4年時間手抄了傅雷的全部譯文275萬字中的255萬字,“有20萬字譯文沒抄,那是因為我買到的法文書行距太窄,寫不進去字,但也做了筆記”。至于譯作定稿之前要有一遍兩遍甚至多遍的草稿,就更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我曾經為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而慶幸。久而久之才體會到干翻譯這一行,從早到晚都在動腦筋,晚上寫作到半夜是家常便飯,甚至連大年初一都在忙碌,基本上放棄了正常的休息和娛樂,實際工作時間比上班要多得多。正因為如此,許多翻譯家都珍惜時間、生活樸素,不追求物質上的享受。我在外文所科研處工作的時候,有一來訪者穿著極為普通,我以為他是清潔工,不料他自報家門說“我是傅惟慈”,我吃了一驚,他可是通曉多國語言的翻譯大家啊!

    譯者與原著作者之間往往有一種緣分,因而愿意以畢生的精力去翻譯文學巨著。許多翻譯家都有鐘愛的作家,例如傅雷譯巴爾扎克,草嬰譯托爾斯泰,葉廷芳譯卡夫卡,徐和瑾譯普魯斯特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翻譯左拉作品的畢修勺。法國作家左拉于1902年去世,畢修勺正好在1902年出生。他18歲時赴法國勤工儉學,迷上了左拉的小說,立下了終生翻譯左拉作品的宏愿。回國后在任教和辦學的同時,他從1927年出版第一部譯作《左拉短篇小說集》開始,陸續翻譯了左拉的幾乎全部長篇小說,在歷經坎坷后于1992年去世。

    大凡有名望的翻譯家,必然是畢生潛心譯作,甚至工作到最后一息。先師羅大岡先生年逾古稀,還在翻譯羅曼·羅蘭的小說《母與子》(三卷本)。他每天用一部梯子爬到小閣樓上去翻譯,聽到夫人敲樓梯才下來吃飯,費時多年終于堅持譯完并出版。北大許淵沖教授已近百歲高齡,還在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當年我與艾珉女士一起開會和參加活動,后來聽說她身體欠佳,多次手術,見面也越來越少。看了她的《淺談〈巴爾扎克全集〉的翻譯》,才知道她為出版多達30卷1200萬字的《巴爾扎克全集》,從1983年立項到1999年首版,前后花費了16年心血,可謂甘苦備嘗。羅念生先生堅持翻譯《伊利亞特》,彌留之際還囑托王煥生繼續譯完全詩。復旦大學徐和瑾教授決心獨自翻譯普魯斯特的七卷本《追憶似水年華》,我曾勸他不要為此“送了老命”,但他依然勇往直前,終于鞠躬盡瘁,在出版四卷后“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大多數翻譯家盡管工作十分辛勞,但由于心無旁騖,卻往往得享高壽。書中的譯者有30多位已經去世,最長壽的是楊絳先生,105歲,其他人去世時也多在耄耋之年。健在者約有40位,最年長的是許淵沖教授,99歲。筆者今年76歲,相比之下尚屬后輩,可以算是“年輕人”了。

    艾珉女士認為“要吃透原著,僅僅懂法文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有深厚廣泛的知識積累,至少應諳熟歐洲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誠哉斯言!翻譯是一種再創作,不能只按字面意思拿著字典翻譯,而是要在熟練掌握中外文的基礎上創新。羅新璋先生以中國章回小說的形式翻譯法國中世紀名著《特利斯當與伊瑟》,我的研究生同學施康強模仿明清話本的文體翻譯巴爾扎克的《都蘭趣話》,就是很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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