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翻譯會取代人工翻譯嗎?

發布時間:2019-10-12       瀏覽次數:3050       文章來源:新京報

作者丨錢婧


機器翻譯會取代人工翻譯嗎?


十一黃金周剛剛過去,你是怎樣度過的呢?國內旅行的擁擠和昂貴使得不少人選擇了出境旅游。根據國家旅游局的統計數據,2010-2018年出境旅游人數逐年上升且增長迅速,2018年出境旅游人數已達14972萬。據經濟參考報消息,我國出境旅游人數和境外旅游支出在2014至2017年均居世界第一位。

而這只是我國對外交流中的一小部分。隨著全球化進程和我國的改革開放,各個領域的中外交流愈發頻繁,而這種交流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離不開翻譯活動。

圖片來源:北京日報2019年09月20日16版

“不要看不起譯者,他們是傳播文明的驛馬。”1830年,普希金在筆記中這樣寫道。當翻譯家劉文飛把這句話翻譯成漢語時,他驚喜于這種奇妙的巧合:在漢語中,譯者的“譯”和驛馬的“驛”不僅同音,而且在詞源、詞形和詞義上也很相近。“用在驛站間往復奔波的馬兒來形容譯者,這里面能品味出某種艱苦和辛酸,甚至是束縛和無奈”,劉文飛在一篇文章中感嘆譯者這匹“馬”的艱辛,“既要有出眾的能力還要有忍辱負重的秉性,日復一日的奔波只能換得微薄的糧草,還得時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與沼澤”。

他又接著寫道:“驛馬自有驛馬的生活和使命,以及隨之而來的甘甜和欣悅,它畢竟是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學之間游走,行程本身已然精彩紛呈,更何況還有它們經年累月搬運、堆積起來的一座座金山呢。”

保護語言多樣性

語言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溝通、教育、社會融合和發展的工具,也是每個人獨特的身份、文化歷史、傳統和記憶的載體。聯合國重視保護語言多樣性,認為尊重世界各國的文化和語言多樣性是弘揚開放、公平和對話精神所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然而,盡管有著巨大的價值,全球各地的語言仍然在以驚人的速度消亡。為此,聯合國大會宣布2019年為國際土著語言年,以提高人們對土著語言的意識,不僅讓這些語言的使用者受益,也讓人們了解語言對全球豐富的文化多樣性有著重要的貢獻。

在聯合國安理會舉行的一場辯論會上,口譯員正在工作。圖片來源:聯合國圖片/Manuel Eli

一個人使用自己選擇的語言的權利是思想、見解和言論自由,獲得教育和信息的機會,就業,建立包容性社會以及《世界人權宣言》所體現的其他價值觀的先決條件。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想當然地認為可以用母語生活而不受任何約束或偏見,但事實上并非每個人都是如此。據聯合國估計,全世界估計有6700種語言,在教育系統和公共領域中占重要地位的語言,實際上只有幾百種;數字領域中使用的語言,更是不到100種。在全球范圍內,40%的人口無法用他們的母語接受學校教育。每兩個星期就有一門語言消失,并帶走與之關聯的整個文化和知識遺產。

有40%的語言面臨消亡的危險,其中大多數是土著語言。非洲大陸的1000種土著語言都需要緊急援助以免滅絕。土著語言代表著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大部分,數千年來發展和積累了復雜的知識和文化體系,有助于我們應對未來的全球挑戰。然而,由于講這些語言的社區面臨同化、強迫遷徙、教育劣勢、貧困、文盲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視和侵犯人權行為,這些語言中的許多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消失。這些文化寶藏的消失將剝奪土著人民為世界增加的豐富多樣性,以及他們做出的生態、經濟和社會文化貢獻。更重要的是,這將對有關土著文化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紐約語言學家丹尼爾·考夫曼(Daniel Kaufman)認為,讓這些語言存活是一種道德責任。他主張各國、各地政府采取更多行動,阻止以口頭和文字形式記載的人類歷史和記憶的不可替代的碎片消失。他堅信,只要做出努力,土著語言消亡的趨勢完全可以得到逆轉,但“膚淺的改變”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將語言死亡看作其他社會問題的一種癥狀。它不是根本原因,但卻是失去自治、失去以傳統方式生存的能力的癥狀。”他認為保存瀕危語言的根本問題在于土著人民對土地、領土和資源的集體權利。“我們必須支持土著人民的自治,并讓他們以一種可以讓其語言持續并發展的方式生存。”

翻譯的過去:與華夏文明史一樣久遠的歷史

翻譯活動擁有悠久的歷史。從一種人類語言到另一種人類語言的第一種翻譯可能是《吉爾伽美什史詩》,寫于公元前2000年蘇美爾人的陶土板上。中國的翻譯史則可能與華夏文明史一樣久遠。

文學翻譯家、北京大學教授臧仲倫在《中國翻譯史話》一書中介紹道,根據考古發掘和史料記載可以推斷出夏商時期、甚至史前時期已有翻譯活動存在。有文獻記載的翻譯活動仍可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紀至十一世紀,古書《冊府元龜》中記載越裳國為表示友好,經過三道翻譯,向周公進獻珍禽拜雉(即山雞)。我國最早出現的翻譯文字則是詩歌,西漢劉向的《說苑·善說》中記載的《越人歌》即是優秀的翻譯作品。

我國第一次翻譯高潮產生于漢代,盛于唐,延續至宋,歷時一千多年,以佛經翻譯為主。這一時期不僅逐漸產生了有組織、有規模、有系統的翻譯活動,而且出現了關于翻譯理論的研究。《西游記》中唐僧的原型玄奘就是一位佛經翻譯家。他精通梵文(古印度語),學貫中西,致力于佛經翻譯達十九年之久,翻譯作品數量多且質量高,與鳩摩羅什、真諦并稱為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

東千佛洞壁畫《玄奘取經圖》(修復圖) 圖片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04月07日08版/張碩

自佛教初傳時,我國就有佛典中關于天文、歷算、醫藥等科技內容的翻譯和傳習,歷代也都有科技知識的輸入和輸出。得益于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士大夫的合作,科技翻譯在明清時期達到高峰。梁啟超說:“中國知識界和外國知識界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為第二次。”

到晚清時期,出于維新救國的需要,我國翻譯界又興起了一次翻譯高潮,大量翻譯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著作。嚴復可謂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統介紹西方學術的啟蒙思想家,在翻譯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天演論》中寫道:“譯事三難:信、達、雅”,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翻譯標準,且至今被廣泛接受。

《中國翻譯史話》,臧仲倫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

此后中國的翻譯事業繼續蓬勃發展,魯迅、郭沫若、瞿秋白、傅雷、楊絳、草嬰、朱生豪、錢春綺、柳鳴九......一個個閃光的名字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起橋梁。

翻譯的未來:機器翻譯會取代人工翻譯嗎?

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機器翻譯的使用越來越普遍,其準確度也在不斷提高,對翻譯行業構成了一定沖擊。對機器翻譯的前景存在著兩種不同觀點,其中“機器不可能替代人工翻

譯”的觀點目前占主流,尤其在翻譯界。北京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授李長栓在《機器可以取代人工翻譯嗎?》一文中明確表示,“要想通過機器翻譯,實現自然語言的處理,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許永遠沒有實現的一天”。

這一派觀點的主要論據是機器人無法識別或無法斷定某個詞或某個句子的確切含義,尤其是在特定語境下的意義。李長栓文章列舉 mission 一詞有“使命”和“使團”兩個意思;defendants 一詞在刑事文本中是“被告人”的意思。但在民事語境下是“被告或原告”的意思。李長栓認為,“這些微小差別,更是不能指望機器分辨出來”。

然而,復旦大學教授蔡基剛在《AI 時代,高校翻譯專業會消亡嗎》一文中針鋒相對地提出,“隨著機器翻譯時代的到來,高校翻譯專業必然走向消亡”。他認為技術文本和政治文獻的機器翻譯替代人工翻譯在未來幾年就可能實現,機器翻譯譯文總體質量超過職業譯者也是必然的,甚至文學翻譯也同樣如此。

他指出,機器翻譯發展到今天已到了第三代即神經機器翻譯(NMT: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其根本原理就是根據語境化原則建立海量的分門別類的語料庫來處理。機器翻譯是專門性的,需要一個巨大的語料庫,即專門機器把特定文本盡可能多地收集起來建庫;還需要一套可操作的、給原語語料加工對齊的語言標準,包括詞匯和句子結構兩大部分。通過反復讓機器學習和訓練,語料庫文本不斷完善,翻譯的準確率不斷提高,且翻譯內容越專業、場景或任務越固定、標準越統一,翻譯準確率就越高,“達到95%乃至100%也并非不可能”。

圖片來源:聯合國圖片/Laura Jarriel

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教授朱迪斯·伍茲沃斯(Judith Woodsworth)則強調機器會犯很多錯——賓館的指示、公交上的標語、商品的使用指南,蹩腳的語言隨處可見,不利于人們更好地交流。“也許機器可以讓翻譯過程更迅速,但我們還是需要譯員做更多工作,譯員依然會是不同國家之間交流的中介。”而且機器翻譯依賴于過去譯者的翻譯以及人工優化結果。“人工智能不能夠最終解決問題,因為它依然需要人類來開發和進化。”尤其在文學作品領域,人工智能更不能代替人類,因為文學作品的翻譯每次都是原創性的。

北京外國語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青年長江學者馬會娟也強調,“文學翻譯是一種藝術,其中創造性的因素是機器翻譯代替不了的。”機器翻譯能夠取代一些機械的翻譯工作,特別是非文學材料的翻譯,也能夠幫助講不同語言的人們進行一定程度的溝通,幫助理解文字的大概意思;但是在準確度和創造性方面,到目前為止還不能夠說人工智能能夠代替人工翻譯。她樂觀地認為,人工智能能夠把譯者從一些機械、枯燥的翻譯工作中解放出來,讓譯者從事更富有創造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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